杨小满发来的破译文件在电脑屏幕上静静地躺着，像一串串沉默的密码。
江临风的指尖在烟灰缸里捻灭了第三根烟，呛人的烟雾和深夜办公室里凝滞的空气混在一起，反而让他的头脑愈发清醒。
多段来自不同频道的残缺信号，经过杨小满的技术还原，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规律性。
“丙寅年”、“火柴”、“三响”。
这几个词像幽灵一样，在杂乱无章的电流噪音中反复闪现。
起初，江临风也以为是信号串扰造成的偶然重合，但当“丙寅”这个精确的干支纪年词与具体的物证“火柴”以及特征“三响”捆绑出现超过三次后，偶然性便不复存在。
这不是噪音，这是一套严谨的编码体系，一套被遗忘了二十多年的语言。
他的目光落在了墙角那个蒙尘的旧工具箱上，那是吴守业留下的。
一种强烈的直觉驱使他走过去，打开锈迹斑斑的搭扣。
箱子里还是那些熟悉的电工工具，烙铁、万用表、一卷卷颜色各异的电线。
江临风耐心地将它们一一取出，手指在箱底的铁皮上反复摩挲。
果然，在箱子底部右侧的边缘，他摸到了一丝极不明显的缝隙。
他用一把薄刃螺丝刀小心地撬开，一块与箱底颜色几乎融为一体的夹层挡板被掀了起来。
夹层里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本巴掌大小的硬壳笔记本，封面是深蓝色的，已经褪色发白。
江临风深吸一口气，翻开了扉页。
一行刚劲有力的钢笔字映入眼帘，字迹因年代久远而微微晕开，却依旧清晰可辨：“代听节点命名规则——以案发年干支为序，以物证特征为标。”
那一瞬间，仿佛一道闪电劈开了江临风脑中所有的迷雾。
丙寅年，一九八六年。
火柴，三响。
他猛地冲回办公桌，从堆积如山的旧案卷宗里翻找。
很快，一份编号为“榕城刑侦（1986）-0414”的卷宗被他抽了出来。
案情摘要：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清明节后，清明桥下一家南货店老板被发现死于店内，死因是后脑遭钝器重击。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唯一的线索是一盒散落在死者身边的“海鸥”牌火柴，其中有三根火柴头被划过，但没有点燃，留下了三道平行的黑色擦痕。
“丙寅-3”，这才是它真正的名字。
江临风的手指微微颤抖，他终于明白了。
吴守业口中的“第十八站”，根本不是什么广播站的序列号，而是他亲手建立的第十八座无名墓碑，第十八起未结命案的代号。
这本笔记本只是钥匙，要打开整座迷宫，他还需要一张地图。
吴守业在队里孑然一身，唯一的挚友，只有那位一同从邮电系统转业的老同事，李春来。
第二天清晨，江临风叩响了李春来家那扇斑驳的木门。
老人透过门缝警惕地打量着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拒人**里之外的冷漠。
无论江临风如何解释，他都只是摆手，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不认识”、“不知道”。
就在江临风几乎要放弃时，他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了吴守业那枚边缘已经磨损的旧工牌，递了过去。
看到工牌上“吴守业”三个字，李春来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悲伤，有怀念，也有一丝恐惧。
他沉默地拉开门，将江临风让进昏暗的屋子。
“老吴……他是个疯子，也是个圣人。”李春来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走之前的那天晚上，在我这儿待了一宿。他烧了整整大半本册子，火光映得他满脸都是泪。”老人顿了顿，仿佛在回忆那天的火光，“他说，有些名字，是刻在骨头上的，火都带不走。”
说着，李春来颤巍巍地从一个上锁的木箱里取出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泛黄图纸。
那是一张手绘的榕城及周边地区的广播线路图，但与官方版本不同的是，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额外标注了七条蜿蜒曲折的“非标线路”。
这些线路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而每一个分支的末端，都有一个节点，旁边用极其微小的字迹标注着代号。
“甲子-9”、“丙寅-3”、“戊辰-7”……
江临风的目光死死盯住那个“丙寅-3”，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当年清明桥南货店的旧址。
他立刻对照着脑海中的积案档案，每一个代号都精准地对应着一起尘封多年的悬案。
甲子年（1984年），第九起，现场遗留了九枚不完整的指纹。
戊辰年（1988年），第七起，死者是家中第七个孩子……
“这些代号，为什么是这样命名的？”江临风追问。
李春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窗外缠绕交错的电线。
“老吴说，死人不会说话，但电流会记。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挣扎，都会在周围的电磁环境里留下独一无二的痕迹。他想把这些痕迹存下来，通过广播网，日复一日地播放出去。他说，那不是噪音，那是死者最后的呐喊。”
带着这张承载了无数冤魂的地图，江临风直接敲开了支队长常远达的办公室。
他没有过多铺垫，将笔记本和图纸摊在常远达面前，将自己的发现和推论和盘托出。
常远达的表情从最初的惊讶，到中途的凝重，最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没有像江临风预想的那样斥责他异想天开，而是拉开抽屉，从最底层取出一份已经发黄的牛皮纸文件袋，上面印着“内部通报”四个红字。
“一九九八年，”常远达的声音低沉而疲惫，“吴守业向省厅提交过一份《关于利用现有广播网络建立命案物证电磁信号数据库的建议》。他认为，很多微弱的物理证据会随时间消逝，但它们在案发瞬间产生的电磁信号可以被捕捉和保存。厅里的专家组给出的批复是四个字：‘不切实际’。”
常远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那份通报推到江临风面前。
“我们都以为他放弃了，以为他疯了。现在看来，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他不是疯子，他是看透了有些案子，凭我们当时的技术和手段，注定是破不了的。可案子可以封存，真相不能蒙尘，总得有人替那些死者守夜。”
江临风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和敬意。
他郑重地说道：“常队，我请求重启‘十七个未完成的指纹’系列案卷。我们不能再把它们当成独立的个案，必须以吴守得的‘代听节点’为线索，重新进行排序和关联分析。”
常远达的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江临风，良久，他才缓缓点头：“可以。但是，你要向我证明，你找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疯子执拗的浪漫，而是一条能把凶手钉死的证据链。”
得到许可后，江临风立刻联合了技术队的钱凤仪，开始了对这些“代听节点”的实地走访。
他们首先去往了地图上标注最远的一个点，位于粤西沿海的一个偏僻渔村，代号“庚午-5”。
渔村里，海风腥咸。
在一个老旧的广播喇叭下，他们真的捕捉到了那段微弱而固执的信号。
经过处理，一段单调的女声循环播放着：“李阿水，潮退了，回家吃饭。”
村里的老人告诉他们，李阿水是村里的渔民，一九九零年（庚午年）出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被认定为海上失踪。
他的妻子不相信他死了，三十多年来，风雨无阻，每天都会在门口摆上一双干净的拖鞋，对着大海喊他回家。
而那个广播，是十多年前一个自称是邮电局来维修线路的怪人帮忙装的，说是能让李阿水在海上也听到。
钱凤仪敏锐地察觉到了线索。
她没有惊动任何人，而是暗中调取了当年李阿水失踪案的卷宗。
卷宗里提到，当年负责出海搜救的，是一艘私人的渔船，船主姓王。
顺着这条线索，钱凤仪很快查到，当年那个船主的儿子王强，如今已是市电力公司下属一家工程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而最关键的是，近期榕城周边多段被定义为“废弃线路”的“非标线路”拆除工程，正是由他的工程队负责。
一个试图抹去吴守业留下的“声音坟墓”的人，与其中一座“坟墓”的“墓主”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绝非巧合。
江临风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
他以咨询线路改造为由，拜访了王强的办公室。
在王强热情地为他倒水时，江临风借势用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看似不经意地握住了办公室的黄铜门把手，将上面清晰的指纹拓印了下来。
回到市局的物证中心，江临风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指纹与“庚午-5”号案，也就是李阿水失踪案现场——他失踪前停靠的船坞边一个废弃油桶上发现的烟盒上，提取到的那枚残缺指纹，进行了初步比对。
系统发出“滴”的一声轻响，屏幕上，两枚指纹的特征点，吻合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二。
第一个缺口，被撕开了。
深夜，物证中心灯火通明。
江临风站在巨大的电子地图前，将十七起案件的案发地点一一标注上去。
当最后一个红点亮起时，他整个人如遭电击般僵在原地。
这十七个点，并非杂乱无章地分布在榕城各处。
如果将它们按案发时间的先后顺序连接起来，它们竟构成了一个巨大而规整的螺旋！
螺旋的线条从城市外围开始，一圈一圈，精准地向内收缩，而所有线条最终指向的中心，是位于城市东郊的一座废弃雷达站。
他立刻调取了这座雷达站的卫星图和历史资料。
资料显示，该雷达站曾为军用设施，直到一九九六年才正式移交地方管理。
而在当年的移交记录中，有一行不起眼的备注：“部分技术档案及设备清单因交接仓促，存在遗失情况。”
江临风翻开吴守业那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在“而风，从不替沉默者撒谎”这第四行字的下方，他拿起笔，用尽全身的力气，写下了第五行字：“原来名单本身，就是最后一个指纹。”
窗外，夜风呼啸而起，吹得物证中心老旧的铁皮窗框嗡嗡作响，像是在回应一个即将被完全揭开的、横跨了三十多年的巨大闭环。
江临风的目光重新投向屏幕上那份关于雷达站的简报，大脑飞速运转。
档案遗失，设备清单……他需要看到最原始的记录，看到一九九六年移交时，那份哪怕是残缺的《资产清册》复印件。
江临风的指尖在烟灰缸里捻灭了第三根烟，呛人的烟雾和深夜办公室里凝滞的空气混在一起，反而让他的头脑愈发清醒。
多段来自不同频道的残缺信号，经过杨小满的技术还原，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规律性。
“丙寅年”、“火柴”、“三响”。
这几个词像幽灵一样，在杂乱无章的电流噪音中反复闪现。
起初，江临风也以为是信号串扰造成的偶然重合，但当“丙寅”这个精确的干支纪年词与具体的物证“火柴”以及特征“三响”捆绑出现超过三次后，偶然性便不复存在。
这不是噪音，这是一套严谨的编码体系，一套被遗忘了二十多年的语言。
他的目光落在了墙角那个蒙尘的旧工具箱上，那是吴守业留下的。
一种强烈的直觉驱使他走过去，打开锈迹斑斑的搭扣。
箱子里还是那些熟悉的电工工具，烙铁、万用表、一卷卷颜色各异的电线。
江临风耐心地将它们一一取出，手指在箱底的铁皮上反复摩挲。
果然，在箱子底部右侧的边缘，他摸到了一丝极不明显的缝隙。
他用一把薄刃螺丝刀小心地撬开，一块与箱底颜色几乎融为一体的夹层挡板被掀了起来。
夹层里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本巴掌大小的硬壳笔记本，封面是深蓝色的，已经褪色发白。
江临风深吸一口气，翻开了扉页。
一行刚劲有力的钢笔字映入眼帘，字迹因年代久远而微微晕开，却依旧清晰可辨：“代听节点命名规则——以案发年干支为序，以物证特征为标。”
那一瞬间，仿佛一道闪电劈开了江临风脑中所有的迷雾。
丙寅年，一九八六年。
火柴，三响。
他猛地冲回办公桌，从堆积如山的旧案卷宗里翻找。
很快，一份编号为“榕城刑侦（1986）-0414”的卷宗被他抽了出来。
案情摘要：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清明节后，清明桥下一家南货店老板被发现死于店内，死因是后脑遭钝器重击。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唯一的线索是一盒散落在死者身边的“海鸥”牌火柴，其中有三根火柴头被划过，但没有点燃，留下了三道平行的黑色擦痕。
“丙寅-3”，这才是它真正的名字。
江临风的手指微微颤抖，他终于明白了。
吴守业口中的“第十八站”，根本不是什么广播站的序列号，而是他亲手建立的第十八座无名墓碑，第十八起未结命案的代号。
这本笔记本只是钥匙，要打开整座迷宫，他还需要一张地图。
吴守业在队里孑然一身，唯一的挚友，只有那位一同从邮电系统转业的老同事，李春来。
第二天清晨，江临风叩响了李春来家那扇斑驳的木门。
老人透过门缝警惕地打量着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拒人**里之外的冷漠。
无论江临风如何解释，他都只是摆手，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不认识”、“不知道”。
就在江临风几乎要放弃时，他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了吴守业那枚边缘已经磨损的旧工牌，递了过去。
看到工牌上“吴守业”三个字，李春来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悲伤，有怀念，也有一丝恐惧。
他沉默地拉开门，将江临风让进昏暗的屋子。
“老吴……他是个疯子，也是个圣人。”李春来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走之前的那天晚上，在我这儿待了一宿。他烧了整整大半本册子，火光映得他满脸都是泪。”老人顿了顿，仿佛在回忆那天的火光，“他说，有些名字，是刻在骨头上的，火都带不走。”
说着，李春来颤巍巍地从一个上锁的木箱里取出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泛黄图纸。
那是一张手绘的榕城及周边地区的广播线路图，但与官方版本不同的是，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额外标注了七条蜿蜒曲折的“非标线路”。
这些线路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而每一个分支的末端，都有一个节点，旁边用极其微小的字迹标注着代号。
“甲子-9”、“丙寅-3”、“戊辰-7”……
江临风的目光死死盯住那个“丙寅-3”，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当年清明桥南货店的旧址。
他立刻对照着脑海中的积案档案，每一个代号都精准地对应着一起尘封多年的悬案。
甲子年（1984年），第九起，现场遗留了九枚不完整的指纹。
戊辰年（1988年），第七起，死者是家中第七个孩子……
“这些代号，为什么是这样命名的？”江临风追问。
李春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窗外缠绕交错的电线。
“老吴说，死人不会说话，但电流会记。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挣扎，都会在周围的电磁环境里留下独一无二的痕迹。他想把这些痕迹存下来，通过广播网，日复一日地播放出去。他说，那不是噪音，那是死者最后的呐喊。”
带着这张承载了无数冤魂的地图，江临风直接敲开了支队长常远达的办公室。
他没有过多铺垫，将笔记本和图纸摊在常远达面前，将自己的发现和推论和盘托出。
常远达的表情从最初的惊讶，到中途的凝重，最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没有像江临风预想的那样斥责他异想天开，而是拉开抽屉，从最底层取出一份已经发黄的牛皮纸文件袋，上面印着“内部通报”四个红字。
“一九九八年，”常远达的声音低沉而疲惫，“吴守业向省厅提交过一份《关于利用现有广播网络建立命案物证电磁信号数据库的建议》。他认为，很多微弱的物理证据会随时间消逝，但它们在案发瞬间产生的电磁信号可以被捕捉和保存。厅里的专家组给出的批复是四个字：‘不切实际’。”
常远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那份通报推到江临风面前。
“我们都以为他放弃了，以为他疯了。现在看来，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他不是疯子，他是看透了有些案子，凭我们当时的技术和手段，注定是破不了的。可案子可以封存，真相不能蒙尘，总得有人替那些死者守夜。”
江临风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和敬意。
他郑重地说道：“常队，我请求重启‘十七个未完成的指纹’系列案卷。我们不能再把它们当成独立的个案，必须以吴守得的‘代听节点’为线索，重新进行排序和关联分析。”
常远达的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江临风，良久，他才缓缓点头：“可以。但是，你要向我证明，你找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疯子执拗的浪漫，而是一条能把凶手钉死的证据链。”
得到许可后，江临风立刻联合了技术队的钱凤仪，开始了对这些“代听节点”的实地走访。
他们首先去往了地图上标注最远的一个点，位于粤西沿海的一个偏僻渔村，代号“庚午-5”。
渔村里，海风腥咸。
在一个老旧的广播喇叭下，他们真的捕捉到了那段微弱而固执的信号。
经过处理，一段单调的女声循环播放着：“李阿水，潮退了，回家吃饭。”
村里的老人告诉他们，李阿水是村里的渔民，一九九零年（庚午年）出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被认定为海上失踪。
他的妻子不相信他死了，三十多年来，风雨无阻，每天都会在门口摆上一双干净的拖鞋，对着大海喊他回家。
而那个广播，是十多年前一个自称是邮电局来维修线路的怪人帮忙装的，说是能让李阿水在海上也听到。
钱凤仪敏锐地察觉到了线索。
她没有惊动任何人，而是暗中调取了当年李阿水失踪案的卷宗。
卷宗里提到，当年负责出海搜救的，是一艘私人的渔船，船主姓王。
顺着这条线索，钱凤仪很快查到，当年那个船主的儿子王强，如今已是市电力公司下属一家工程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而最关键的是，近期榕城周边多段被定义为“废弃线路”的“非标线路”拆除工程，正是由他的工程队负责。
一个试图抹去吴守业留下的“声音坟墓”的人，与其中一座“坟墓”的“墓主”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绝非巧合。
江临风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
他以咨询线路改造为由，拜访了王强的办公室。
在王强热情地为他倒水时，江临风借势用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看似不经意地握住了办公室的黄铜门把手，将上面清晰的指纹拓印了下来。
回到市局的物证中心，江临风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指纹与“庚午-5”号案，也就是李阿水失踪案现场——他失踪前停靠的船坞边一个废弃油桶上发现的烟盒上，提取到的那枚残缺指纹，进行了初步比对。
系统发出“滴”的一声轻响，屏幕上，两枚指纹的特征点，吻合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二。
第一个缺口，被撕开了。
深夜，物证中心灯火通明。
江临风站在巨大的电子地图前，将十七起案件的案发地点一一标注上去。
当最后一个红点亮起时，他整个人如遭电击般僵在原地。
这十七个点，并非杂乱无章地分布在榕城各处。
如果将它们按案发时间的先后顺序连接起来，它们竟构成了一个巨大而规整的螺旋！
螺旋的线条从城市外围开始，一圈一圈，精准地向内收缩，而所有线条最终指向的中心，是位于城市东郊的一座废弃雷达站。
他立刻调取了这座雷达站的卫星图和历史资料。
资料显示，该雷达站曾为军用设施，直到一九九六年才正式移交地方管理。
而在当年的移交记录中，有一行不起眼的备注：“部分技术档案及设备清单因交接仓促，存在遗失情况。”
江临风翻开吴守业那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在“而风，从不替沉默者撒谎”这第四行字的下方，他拿起笔，用尽全身的力气，写下了第五行字：“原来名单本身，就是最后一个指纹。”
窗外，夜风呼啸而起，吹得物证中心老旧的铁皮窗框嗡嗡作响，像是在回应一个即将被完全揭开的、横跨了三十多年的巨大闭环。
江临风的目光重新投向屏幕上那份关于雷达站的简报，大脑飞速运转。
档案遗失，设备清单……他需要看到最原始的记录，看到一九九六年移交时，那份哪怕是残缺的《资产清册》复印件。